在徐向前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曾交给徐向前两次短暂而特殊的任务，且都是亲自面谈，当面交待，可见对徐向前之信任。而徐向前虽然感到勉为其难，但都坚决地接受了任务，并完成得十分出色。
1943年初春，延安军民都在积极准备春耕，徐向前正在满怀信心地抓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的春耕生产。一天，毛泽东把他找去，问了一下近日情况，对他提出了新的工作安排：“向前同志，你去办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啊？”
“我？”徐向前有点为难，说，“主席，你让我当军事学院院长，还没理出个头绪，又让我当抗大校长。我过去没搞过教育，还是派别人去吧。”“都想过了，还是你去合适。你是师范生，又是黄埔生嘛。”
“主席，最好让我去打仗。”
“仗也要你打。现在，你还是去办学校。”
“办学，我没有经验……”
“开始我们也不会打仗嘛，后来不是会了嘛。你去那里当校长，把军事学院也带过去，还是李井泉当政委，让何长工当副校长。你先把领导机构组织起来，就有办法了嘛。”
毛泽东还谈了办校的一些具体设想，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的意图是，为准备反攻保存干部、培养干部。
3月中旬，徐向前从延安出发，经四天行程到达抗大总校校部所在地的绥德县西山寺。不久，李井泉也到了这里。
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徐向前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这时，抗大总校刚从敌后迁回(在此之前，抗大总校设在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
同时，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一分校、晋西北的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即军事学校)与总校合并。徐向前担任校长后，带领全校师生修校舍，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很快使抗大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
毛泽东给徐向前的再一项特殊任务，是让他出访苏联。
1951年5月25日。在北京通往莫斯科的列车上，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工代表团团长徐向前正闭目凝思。他肩负着毛泽东主席赋予的一项特殊使命，前往苏联。
徐向前这一次出访，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那是“五一”节之后的一个夜晚，徐向前和夫人黄杰正在庭院里散步、闲谈，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闲谈。
原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毛泽东主席要约见徐向前。毛主席深夜约见，定有要事。徐向前急忙驱车前往毛主席的住处。
毛主席正在办公室和统战部长李维汉谈工作。见徐向前到来，中断了谈话，迎到客厅门口，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关切地说：“近来身体好一些吗？我看气色比上回好一些喽！”
徐向前回答说：“天气一暖和，就好多了。我感到可以工作啦。”
毛主席微笑着说：“那你就作一次长途旅行吧，跑得远一点，坐趟火车去莫斯科。好象你还没有出过国吧，以前我也没有出过国，前年底去莫斯科住了两月，还是头一回哩，那是冬天，很冷，现在已经立夏，你去身体不要紧吧？”
徐向前深为毛泽东时时想着自己的病体所感动，急忙说：“没有问题，请主席尽管放心，交给我任务，一定努力完成。”
毛主席讲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意图，要徐向前去苏联谈判：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厂。并说代表团人员组成及具体方案，由政务院负责组织准备，具体细节问题，他们会向你汇报的。
毛主席习惯夜晚工作，看样子还有许多事，工作很忙，徐向前不便过多地打扰，领受了任务，就匆匆告辞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和各军兵种机构相继组建；开始了向正规化、现代化进军。而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韩作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决定，准备向苏联购买一部分步兵常规武器装备、同时商请苏联政府给予某些技术转让，以及帮助中国建设新的兵工厂，并使新工厂能及时投入某些统一制式武器装备的生产。
经与苏联政府交涉，双方达成协议，由中国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谈判。徐向前是政务委员，又是总参谋长，并且在国防兵工建设方面提出过很好的建议。
因此，毛泽东在中央研究赴苏联谈判代表团团长提名时，首先就想到了他。只是对他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还有所顾虑。
为此，朱德征询过医生的意见。医务人员作了慎重研究，认为徐向前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出国一趟是可以的。
在毛主席那里谈话之后，徐向前径往彭德怀处，商谈了代表团组成及有关事宜。很快，率领代表团赴苏，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毛主席与徐向前都是亲密的战友，无时无刻都对徐向前的身体健康非常关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毕竟来之不易，徐向前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喜悦，兴奋。可是，他又感到遗憾。一位久战沙场的将军，此时不是在前线的战火中，而是在病床上迎来了胜利。这种遗憾的感觉，当然并不奇怪。
就在几个月前，毛泽东来医院看望过徐向前。徐向前曾向毛主席请求说：“日军快投降了，再不让我打仗就没仗可打了！”
毛主席亲切地劝慰说：“身体还未痊愈，还是继续安心静养，以后国民党是不会叫你闲着的。”
1945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他更加明确的指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病床上的徐向前听到毛泽东的这一讲话精神后，十分赞同，总想着能早日出院，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到前线去率兵与国民党军较量一番，为毛泽东分忧。
徐向前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在这一系列事件过程中，他始终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当他能够起床作少量活动时，就以多种方式锻炼身体：散步、打拳；以自己喜好的粤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扬琴，为重新征战作准备。
1945年冬天，徐向前终于出院了。他离开柳树甸和平医院之后，毛泽东特地请他住到延安枣园。
他坚持每天散步，有时遇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也在散步，谈论中说到对付国民党进攻的军事问题，徐向前也直率地插上几句自己的看法。
比如有的地区要不要打和能不能打，他就直截了当地说：“要打！怎么不能打！”
他郑重地向毛泽东说：“看来要狠狠打一家伙，不打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对，只有打才能推迟和制止内战的发生。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也不怕。”
一谈到打仗，徐向前既兴奋又不安。他这样个身体，走几步都要喘几喘，怎么上前线，怎么领兵啊！在毛泽东等人面前，他又尽量打起精神，摆出身体好转的样子。
1946年上半年，毛泽东曾考虑让徐向前去中原局工作，但细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远远谈不上已恢复健康，更不能胜任紧张的工作，徐向前希望上前线打仗的要求难以实现。
他极力克服病人常有的烦躁情绪，每天阅读些文电、战报，参加重大会议，悉心研究、分析战局和中央、军委对各解放区作战的指示。
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问题上时，精神和体力似乎好多了。
7月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讨论如何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谈到山西战局，说到进攻太原的问题。
有的认为，太原是阎锡山经营了30多年的老巢，兵力很强，就人民解放军在山西地区的力量，一时尚不足以制胜。徐向前从各方面分析了敌情我情后，认为完全可以击败阎锡山。
毛主席对徐向前的发言，表示非常赞赏。两年后中央派徐向前担任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委、总前委书记，不能说不和这次发言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关系。
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放弃延安的指示》。同时，决定将一部分机关、医院、保育院，以及老弱妇幼和负伤或患病的干部先行疏散到晋绥解放区。
毛泽东亲自安排徐向前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隐蔽，离延安前几天，毛泽东在欢送徐向前等即将疏散的部分领导干部的会上，说战争还要打3年、5年、或者10年.告诉大家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
徐向前到绥德不到1个月，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想到前线正迫切需要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决心上前线去。他的夫人黄杰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也知道对他的病来说，呼吸到前线的空气甚至比服药更有疗效，当然最同情和支持他。徐向前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太行解放区。
中共中央、毛泽东很快就发来复电，批准徐向前去太行地区休息，俟健康情况允许时，再到晋冀鲁豫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工作。
徐向前担任晋冀鲁豫副司令员后，由于日夜指挥作战，于1948年11月11日又病倒了。
中央军委和军区领导对徐向前的病非常关心。11月22日，军委给前委复电：“向前患病甚念。望嘱钱部长妥为诊治，并望你们注意照护，使之能完全摆脱工作，静养一个时期。……徐病状望随时报告。”
毛主席在签发时又加上一句：“如病情严重，应来中央医院，至要。”
同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派在延安时给徐向前治过病的黄树则医生、西北军区卫生部史部长与石家庄卫校陈教育长赶往太原前线，连同钱信忠共同组成了四人医疗小组。黄杰也得到通知，带领孩子连夜从后方赶来。
11月29日，中央常委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由毛泽东主席执笔，致电徐向前：“闻病极念，务望安心静养，不要挂念工作，前方指挥由周、胡、陈担负，你病情略好能够移动时，即来中央休养，待痊愈后再上前线。总之，治疗与休养是第一等重要，病好一切好办。”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使徐向前既感念不已，又深以自己尚未完成党的任务，反倒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日理万机中为他分心焦虑而不安。
1949年10月19日，当任命建国后第一位总参谋长时，毛主席亲自点将，他笑着说：“在青岛的那位名将呢？他该出山了！”
就这样，徐向前被任命为新中国的首任总长。任命徐向前为军委参谋长。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参谋长，徐向前深深感受到肩上的重担，深深体会到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关心。
然而，当时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尽管进行了各种治疗，他的健康状况并没有改善。头痛发作的时候，疼得在床上打滚，脑袋好像要爆炸了。恶心的呕吐也让他吃不下东西。
经过半年的治疗，徐向前的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1950年5月，他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问北京。
他很高兴地看到，刚刚解放半年的北京，各方面都走上了正轨。会议决定继续改组，裁减部分兵力。徐向前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参谋长，因病不能承担更多的繁忙事务。
他只能在会前会后，或者在制定文件的时候，谈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建军的意见。中央的所有领导人都关心徐向前的健康，并一再告诉他要放心，尽快康复。
在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中，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代理他的职务。徐向前对他说：“聂总，辛苦你了！”
聂荣臻理解徐总的心情，回答说：“一起研究重大事件，向中央政府请示。徐总就放心养病吧。“
1950年9月下旬的一天，徐向前抱病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特定范围内先行传达党中央关于中国人民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决定。10月8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立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人民军与侵略者作战。
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当此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展开抗美援朝运动之际，徐向前十分希望能奋力工作。可是入冬以后，他的病情又有反复，时常发烧，头痛更是剧烈。
他躺在病床上，想起6月初开会期间，毛主席见他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曾高兴地说，可以先看一些文电，考虑一下军队建设的问题，等再过些时间，养好身体，就可以工作了。
可是，没料到过了几个月，还是这个样子。他不但肩负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任，还兼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
考虑到身体的状况和军队的建设，一天，当聂荣臻来看他时，便提出华北军区的工作需要加强，他所兼任的华北军区的职务，应建议中央免除。
聂荣臻便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写报告。11月1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
同时还写了以下一段话：“向前同志：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
毛主席的关怀，使徐向前异常感动。他当即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写了回信，说他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也是挂了个空名，实际自己又不能到军区做一点点工作，因此由别的同志担任这一职务为好。
并提出：聂荣臻的意见他完全同意。因聂老总也忙于军委工作，对军区工作必然放松，若由其他同志任副司令员后，军区工作即可加强。
春天来临，给万物以活力。毛泽东的关怀，如同温暖的春天，也给徐向前的身体带来了生机。他的气色好多了，体力也强壮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