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疗医药从业者，大都秉持着一种朴素而古典的科技史观，尽管它与生命、健康、人类最直接关联，但有一定资历的医疗从业者的梦想大都是“难而正确”的，对外呈现的愿景也是同质、朴实而又枯燥的，正如医疗与科研事业本身，是严肃正经的话题，而不似消费、金融与互联网领域，有无数新潮概念包装，实时挑动着大众的神经和购买欲望。
在过去几年中，除创新药之外，时髦又性感的未来医疗话题却大都来自互联网打底的数字健康领域。
消费互联网领域低垂的果子已被摘完，再往里走是材料、能源、生物、医疗等火热的“硬科技”，而生物医疗与互联网碰出了一个兼具市场规模、科技含量、情怀、故事、想象力的火热赛道——数字健康，这个可宽可窄的概念，上可计算人类遗传信息，探讨生命真谛，下可搭上任意医疗医药与相关消费概念吸金，而偏偏，“智慧”和“数字”几乎可与所有生物医疗话题重组。
生物医疗科技似乎只有在这群人眼中才是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的，他们的流行话题是合成生物学、脑机、AI、机器人、实验室自动化、基因芯片，他们的偶像是马斯克，他们聊起退休的张一鸣、王兴、王小川投身了生命科学领域时是激动的，尽管这是一个业内老兵张口必先叹气的领域，在中国，生物医疗面向病人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大都要勉励着支付困境和就诊习惯的不可迁移性。
在数字健康版图中，有一小片年轻而独特的创业社区，在这里，年轻的创业公司尚处于种子轮、天使轮，无需为产品商业化而烦恼，也尚未为医疗医药之难所困，年轻的创始人们在畅谈互联网味儿的未来和奇迹，他们之中会有失败者，也会有成功者，因为年轻一代创业者终将是这场未来医疗革命的缔造者。
6月初，许知远在36氪的创业者盛典上与两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年轻创业者，梅卡曼德机器人创始人邵天兰、心识宇宙创始人陶芳波，进行了一场关于人与机器的对话。在新一代创业者身上，许知远看到了“非常明显的自信”，这是一种仅仅为了完成一个作品而非为生存所迫的自信， “一种更自由的借用”，而这种借用，会令前两代创业者感到更迷惑、不安、甚至焦灼。
同样关于“90后与互联网初代目、与TMD一代的差异”，2018年，财经作家吴晓波也问过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当时沈给出的回答是，90后创业者在国际化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新一代大型数字健康挖矿机已形成。藤校、PHD、科技背景以及被验证过的商业模式，是早期创投最喜欢的硬科技初创公司，同样地，具有理工科技背景的高学历人才颇受创投机构的偏爱，于是，在中国，具有相同视角和视野的一批年轻人，已经掌握了有足够分量的创业硬件资源。
很难相信那些行内人钻研了数十年而未解的医疗难题会被互联网技术从外部打破，但也很难去质疑年轻人与新技术的想象空间，因为这恰恰是上一代拓荒者最推崇的“无用之用”与“创新精神”和最艳羡的“不差钱儿”的创投时代，天时地利人和得如此完美，以至于故事的闭环无从打破。
更珍贵的是这一段初出茅庐的岁月。此时年轻的创业者们，既未功成名就，有累累硕果可八面玲珑地处处炫耀，也未功败垂成，满目疮痍，满腹怨言，无处可诉。在这样一段轻盈而真诚的时光里，就连他们的词汇也还是丰富的。
很难为青年一代的数字健康创业者的气质找到一个介于浮夸与踏实之间的形容词，但这种气质属性在施一公与蔡浩宇之间，应该更偏向蔡浩宇，正如数字健康在医疗医药和互联网之间，更偏向互联网。
又或者，这本就是独属于中国互联网原住民一代的创业气质。他们相信自己潜力无限，对未来充满期待，享受着拼搏征服与挑战，不畏惧挫折受伤和失败，但又极具个性。
更纯粹的野望：参与建立新秩序
致力于开发一款线上慢性疼痛解决方案的TensorHealth，其0号员工是一只叫susu的猫，它年轻的 CTO高楠的日常烦恼是爱时尚而“显得不够严肃”。
西装革履式精英的刻板符号总会让热爱潮流时尚的高楠“看起来”像一个不够“技术”的人，但如果单单是“听起来”，高楠给人的印象绝对是一位技术宅男。
创业之前，他的生活“除了学习就是运动”，居家生活久了，就喜欢养一些绿色植物，除此之外，乏善可陈。
他会以一套无懈可击的逻辑回答每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回答本身并没有无聊的公关修辞，他给出最接近“情怀与故事”的回答不过是“据我观察，我周边的科技创业者，大都是想用技术去改变些什么的”。
但毫无波澜、语速平缓的机器人式的回答过程，标准得让人怀疑电话那头是爱球鞋的扎克伯格。这是技术派工程师与世界相处的模式，凭借逻辑推演与它塑造的常识和直觉，他总能迅速而理所当谈地拆解问题，类似于他的科研工作，未必有方法上的突破，但总能用某种科学工具或确定的逻辑一步一步地顺着有迹可循的线索去推演。
缜密逻辑之下，很难想象高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冒险家。未知的风险同样会在未知的时刻和地点降临，对高楠来说是一种常规之外的、少有的乐趣。而在创业生活中，不仅是技术，还有团队管理、商业模式、企业发展规划，即便碰壁遇阻，也都是“预算”之外的乐趣。
高楠很小时候就意识到了在体制内的父母的工作有多中规中矩且无聊，但稳定的物质供给和“散养式”的成长环境也使他天然地对物质环境因素不那么敏感，所以，他既不觉得日复一日、枯燥而规律的的科研生活艰辛，也从不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哪怕在疫情期间，他也依然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工作。
但他仍旧是焦虑的，他的焦虑与时代的不确定性和前辈们随时被打破的恐惧无关，而更多地来自个人内心——究竟有什么可以与自己思维最活跃、体力最充沛的黄金岁月等价交换？
高楠身上贴着许多标签，卡耐基梅隆、人工智能方向、博士、90后，从中单拎出哪个都足以对抗这个焦虑的时代。2021年，高楠所在学院毕业生年薪中位数是138900美元。他很清楚，无论是留在美国大厂还是进入中国大厂，自己都能获得更符合父母期许的工作和远超同龄人的收入。
生存，在新一代创业者的过去和将来都并非首要考虑因素。他们本就成长于物质丰富的时代，并在一个不缺资源的时代创业。人生价值，是脱离了生存恐惧的终极拷问。
他们不像资本家那样斤斤计较和剥削员工，更信奉一种共同做事的理念。至少在现阶段，高楠将其核心团队形容为“物质欲望极低”，他们愿意为实习生们开出正式员工、且高于同行的薪水以“平等地对待脑力劳动”。
直到今年2月份，历尽艰辛回到上海后，高楠的焦虑才稍稍缓解，他为自己找到了“用技术改变些什么”的答案，而找到“什么”的过程，又可以被逻辑拆解。
过去的，是已经被完成了的。常常被羡慕的美式创新体制，对于高楠来说，是一种不再可能参与建构、未来很难打破、唯有遵循的限制，而相比起来，改变中国要比改变美国容易得多，空白、混乱、未建立的新秩序在召唤这群爱折腾的年轻人。
甚至创什么也没那么重要，上升期的中国市场仍像是一块未完全开发的处女地，总归能将海外的什么异地移植进来——热爱健身的高楠选择了数字康复，欧志远搬回了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时的健康需求模式以寻找投资机遇，王梅杰选择了AI制药，而佟金宇在哈佛完成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与教育学交叉专业的学业、对美国自闭症治疗体系有了积累之后，计划开发一款关于自闭症的数字疗法应用。
比起前几代海归to be no.1的激进式创业，新一代海归创业者的故事是平实而又极具个性的，既谈不上激情，也谈不上艰苦、韧劲，自信而纯粹，反而是一个更贴切的概念，关于成功、名声、金钱、价值的欲望都掩映在技术崇拜的光环之下。
前夜：创业基金与年轻VC眼中的“Big Picture”
这是生物医疗领域新潮概念走向大众的三五年。
在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21世纪又重新变成了生物的世纪。DNA芯片、实验室自动化、AI制药、合成生物学、脑科学、基因编辑、类器官、基因疗法CDMO、手术机器人……跟踪生命科学领域二十余年的记者李斌将被信息产业重塑的未来生物经济定义为一个革命性时代的到来。
在欧志远2019年从剑桥毕业回国加入嘉程资本之前，这家由IT媒体人、投资人李黎打造的约10亿人民币规模的互联网基金，已经在关注互联网传统艺能—电商、消费、金融—之余，注意到了医疗健康。两三年来，欧志远以创投新人的身份参与并见证了互联网基金如何一步步地冲向“生物科技的上游”。
回国之初的欧志远赶上了“消费的尾巴”，关注过功能性食品饮料，那时时髦的消费概念是Smeal、Wonder lab等代餐概念，错过了早期机会的欧志远发现，终端纷呈的消费食品，其上游供应厂商却是垄断的。
他确认了新消费的时代红利，也眼见着新消费风口的退去，即“消费产品的创新，是基于上一个周期的供应链和原料技术的积累，可组织的生产资料的丰度不够高，所以只能在终末端进行一些创意营销”。
于是，欧志远干脆将目光转向了原料，进而极其幸运地比市场提前一年关注到了合成生物学的机会，而这与科技浓度更高的创业趋势不谋而合。
这几乎形成了欧志远“走向上游”的投资方法论，“一是从产品侧，像功能性食品饮料的上游供应链，能满足市场供给的稀缺性，二就是从工具侧来看，比如基因编辑，是更上游的自动化技术”。
VC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由风险与机遇构成的异世， 尽管TMT依旧不擅长古典的医疗与医药逻辑，但在与互联网任意沾边的赛道上的想象可谓狂野，他们已描绘出了一幅科技迭代盛景，一边等待大爆发的机会，一边留意着萌芽的迹象。
在中国，欧志远观测到了一些“苗头”：“比如，美国日本的这种大健康产业为什么会爆发，是因为大家对健康的需求在提高，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就是一个分水岭；比如，黄峥、张一鸣、王小川….越来越多的人投身生命健康。但我也同意就当下并不构成产业大爆发的这种核心的逻辑，因为付费主体还没有形成。”
在大方向上，欧志远非常激进，“我想看最先进的技术是什么，最酷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而风险把控来自于对具体标的的评估，譬如，在评估脑机项目时，他理性地过滤掉了短期内无法落地的侵入式脑机和阿尔摩兹海默症项目。
一些风险稍高的项目也能趁势而上。嘉程资本去年跟投了一家名为芯宿医疗的创业公司，单从概念上来说，这是一家集齐了投资人最爱的元素的硬科技公司，它要将“半导体技术应用于合成生物学，目标直指三代DNA合成技术”，但欧志远也清楚，这是一个冒险的、类似于“典型的美元基金的天使轮的项目”，能走多远尚未可知。
投资未经验证的技术和模式，最终的考量是关于人和人的认知，譬如稍稍能抚慰欧志远对芯宿未来担忧的，是其创始人亮眼的背景，两位创始人均是来自MIT机械系的博士。
过去，科学家创业被认为是极其低效的，著名论断来自于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教授，他说，“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而今早期资金愿意动用资源去孵化早期项目，这是被称为创新土壤的部分。
年轻VC对回报的追求也还没有那么迫切，至少在欧志远看来，“不是一两个项目的清算或上市就能定义价值，要有一个big picture，那就是看你投的项目在整个产业板块的轮动和大经济周期里面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尽管缺乏爆发的基本支付条件，但欧志远也不赞成唱衰大健康产业和VC，“VC行业的活跃度就是判断经济活力最重要的指征。尽管我无法勾勒一个充满细节的发展图景，但方向是明确的，现在只能一步步地往前走，譬如从供给侧的角度去看找一些支付意愿相对高一些的品类，或是最痛的痛点，优先进入”。
朋克创业：外来和尚的念经之路
一年前，当我向王梅杰转述医疗创业者要有至少两年与国内官员、投资人、医院医生等打交道经验的潜在规律时，跨行创业的她向我回敬了元气森林唐彬森的故事，那时，“朋克”这个词在我的头脑中闪了一下。
高楠今日之坚定，就像去年的王梅杰，他觉得年轻、无所畏惧是另一种资本，不拘一格、执行力更高、敢想敢拼敢创新的外来者，更容易摆脱行业老兵的思维限制，最有力的论据，是他们这家小企业吸引到了很多来自生物医药行业的前辈，“他们觉得我们的事业是革新的，所以愿意加入，去做一些更真正有创造力的事情”。
在新一代创业者眼中，医疗，还不是一座大山，而是一座金矿。不设限，不信邪，莽撞又大胆，企图以年轻冲破陈规，这群年轻创业者们身上有一种极其自我、反叛的朋克力量。
创业带给他们的乐趣还在于年纪和阅历渐长所自然孕育的成熟。创业之初，王梅杰对印象中并不单纯的人情社会略带担忧，而一年后，引以为傲的适应和学习能力以及当下资源的易得性，让她成长迅速，也乐在其中。
见的人多了、交流的密度高了，她现在能轻松地判断出什么样的投资人、应聘者是同道中人，以及与对面的交流者尽可能高效地交换信息。
这是一个融资型初创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一个投资人，能带来他所在机构的理解和人脉，而他所带来的人脉又能产生新的联结，“要不断地找到合适的人，能够帮你把这个事情从0-1、从1-10给带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短短的一年里，她体察到了更多人性和商业的规律，对在当下环境中创业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于这种融资型创业公司来说，你对事情的认知和理解是最重要的，你要把这个事情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清楚地知道整个环节中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去做哪些事情，需要多少的钱，然后去把这些东西构建起来”。
在这一场由包括资本在内的诸多参与者共同推动的激进革命中，哪怕旧的故事已无人问津，互联网向生物医疗主动发起碰撞后也没有停下来，而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自下而上地冲向了与生物医药相关的所有赛道。
两大领域的碰撞产生的想象空间是没有天花板的，甚至有会诞生下一个BAT的愿景，但在此刻，一切都是未知，与无所不容的互联网思维不同，传统医药医疗从来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能分出的蛋糕极其有限，从线上问诊到医疗AI，越是接近医学核心，越难生存，反倒是消费保健、医药电商等变现更直接的企业更易存活。
激流之中，年轻的创业者们，依旧是孤独的掌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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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焕焕｜撰稿
陈鑫｜责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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